小说家个人的性格、生活形态和生命方式究竟在何种意义上和多大程度上制约了他的创作？这确乎是一种过了时的研究，只有传记领域会感兴趣。但对某一类小说家来说，个体的生命方式和写作状态却可能具有决定性作用，譬如卡夫卡，譬如普鲁斯特。
在20世纪小说家中，卡夫卡的生平经历可以说是最平淡无奇的。1883年生于奥匈帝国统治下的布拉格，一生中几乎没有离开过故乡，在布拉格大学读法律，此后在一家保险公司当职员，小说创作更多地属于业余爱好，而且生前只发表过一些短篇小说，重要的三部长篇《美国》、《审判》、《城堡》还有其他短篇都是他死后出版的。这使卡夫卡的写作，不是为了媒体和出版，不是为了大众，也不是为知识分子这一特殊群体，是一种纯粹意义上的个人写作。但正因如此，卡夫卡才可能更真实地直面个体生存的处境，写出人的本真的生存状态，并最终上升为20世纪人类生存状态的象征。这种人写作的方式和状态主要取决于他的生平经历，尤其取决于他的性格。这是一种极端内敛型的性格，容易受到伤害，不喜欢与外界打交道，恰像他的短篇小说《地洞》中那个小动物，瑟缩在自己营造的地洞中，时时警惕外界的敌人。卡夫卡写《地洞》时肯定把“地洞”拟想为自己的生存环境。如他一段重要的自白所说：“我最理想的生活方式是带着纸笔和一盏灯待在一个宽敞的、闭门杜户的地窖最里面的一间里。饭由人送来，放在离我这间最远的、地窖的第一道门后。穿着睡衣，穿过地窖所有的房间去取饭将是我唯一的散步。然后我又回到我的桌边，深思着细嚼慢咽，紧接着马上又开始写作。那样我将写出什么样的作品啊！我将会从怎样的深处把它挖掘出来啊！”这段文字出自卡夫卡给他第一个夫婚妻的信，可以看作是他真实心理的表白。这种“地窖”式的生活方式可以说是卡夫卡对自己生存形态的自我体认，它不仅仅显示了卡夫卡封闭内倾的性格和生活形态，对小说家卡夫卡而言，它更象征着一种与世俗化的外部世界的生活相对抗的一种内在生活方式，一种内心生活，一种生活在个人写作中的想象性的生活。“地窖”的意象正是对卡夫卡所选择的生存方式的直观概括。
从生平和传记意义上看，类似的小说家或许是普鲁斯特。中译七大卷的《追忆逝水年华》的第一句是这样写的：“在很长一段时期里，我都是早早就躺下了。”作为几百万字小说的第一句，它表面上是平淡无奇的，但却是作者前后花费了五年时间尝试了十六种写法才最后确定的，可以说是殚精竭虑的一句。它描述了小说叙事者“我”一段时间内一种恒常的生活方式，即早早躺下，但又无法入睡，在床上辗转反侧，进入一种沉思冥想的状态。小说开头部分的几十页描述的就是“我”入睡前的联想。1913年，一个出版商只翻了开头这一部分就拒绝出版，又说：“我实在弄不明白，一个人怎能花上三十页的篇幅来描述他入睡之前如何在床上辗转反侧。”而实际上对小说叙事者“我”来说，这三十页的篇幅却太重要了。它描述了“我”的一种缅想与追忆的生活形式，而整部小说正是凭借追忆与缅想最终组织与建构起来的。在某种意义上，小说中“我”的这种早早上床，靠午夜的回忆打发日子的生活状态也正是普鲁斯特本人的写照。1894年，普鲁斯特在他的处女作《欢乐与时日》（又译作《悠游卒岁录》）的序言中这样写道：“在我孩提时代，我以为圣经里没有一个人物的命运像诺亚那样悲惨，因为洪水使他被囚禁于方舟达四十天之久。后来，我经常患病，在漫长的时间里，我不得不待在‘方舟’上。于是，我懂得了诺亚曾经只能从方舟上才能如此清楚地观察世界，尽管方舟是封闭的，大地一片漆黑。”当时才23岁的普鲁斯特肯定没有想到这“方舟”式的囚禁生活将构成他此后生涯中一种惯常的生活。他必须适应这种卧病在床的生活，而他最后终于适应了这种生活并且赋予了这种生活以最好的方式：在回忆中写作，在写作中回忆。普鲁斯特得的是哮喘病，这种病对周围环境要求极高，最轻微的植物性的香气都会使他窒息，他的房间要衬上软木，隔开外面的声音；窗子总得关上，防的是窗外栗树的气味和烟味；毛衣也得先在火上烤得滚烫以后才能穿，所以他的毛衣一碰就成百衲衣一样的碎片；想出去到乡间看看童年时代的山楂树，也得坐在密闭的马车中而且是一件冒着风险的事情。可以说，卡夫卡理想中的地窖中的生活倒是让普鲁斯特给真正过上了。不妨想象，从世纪初一直到1922年去世，普鲁斯特是在怎样的一种生活环境中写他的煌煌巨著的。这是一种以追忆为主体的生命形式，《追忆逝水年华》的这座回忆的大厦，在这个意义上只不过是普鲁斯特个体生命形态的一个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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